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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均自述]

我在英國讀了碩士，畢業後留在國外，有三年的心理醫生就業經歷。回國的頭一年，周宣父母便托人找上了我。

第一次面談時，他倆便支支吾吾好似藏著什麼事，繞了半天圈子才告訴我要接受心理治療的是他們身為「性變態患者」的兒子。

我是1991年接受周氏夫婦的聘請的，若我沒記錯的話，那也是周宣被他父母發現性向的第一年。從夫婦倆焦急的語句與不安的神色中，我能明顯感受到他們的迫切。

必須承認的是，那會兒西方的思想要比東方開放太多。

90年代初西方的同性戀早已去罪化，可回國後我才了解到，80年代社會冒出了一種針對同性戀患者的「疏導心理治療法」，大概講的是通過注射一系列刺激性藥物，最終使患者形成不良的條件反射。

當時我急於在國內立足，周家在渭止市的名聲不小，他們開出的聘金也尤其可觀，即便有些昧良心，我最終還是答應了。

但實話說，我並不為此感到慚愧，畢竟我不會像許多無良大夫一般採用藥物、電擊一類極端的手段對「患者」進行治療。

至少，從我的角度來看，我也是在救周宣不是嗎？

比起激進的治療，我更寧願通過心理引導來對他進行積極的心理治療，不論他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同性戀。

但見到周宣以後，我清晰認識到，比起周氏夫婦說的什麼同性戀、綁架案PTSD一類的心理疾病治療，周宣他更需要的是針對家暴產生的心理陰影的相關治療。

那對夫婦是貨真價實的瘋子。

說我是共犯也好，罵我自私也罷，即便荒唐，我也依舊能完全理解自己當初不想自砸飯碗的感受。更何況，我若是離開了，誰能知道下一個醫生會對周宣採用什麼非人道的治療方案呢？

我做了我該做的，即便僅僅是提供微不足道的幫助而已。

每周一回的心理治療，每次見面周宣身上都有新傷，任誰看了都覺得慘不忍睹。

他是個很乖巧的孩子，總是積極配合治療，大概是習慣了父母打罵的緣故，他幾乎從未在我面前喊過痛，問起他的近況，他也只是一笑而過。

起初我們還沒有創建基本的信任，因此我沒敢越界。

在大約兩個月後，他終於對我敞開了些心扉，我才開始有意無意地同他談論家暴。

為了避免對周宣造成多餘的傷害，我的說法總是很隱晦，我那時想，這大概是周宣態度時常平淡的原因。

可很快，我就發現了，他態度平淡並非是因為我暗示不夠。

他有些過分的乖巧也逐漸讓我覺得毛骨悚然。

我依稀記得那日應是下了場暴雨，我到周家的時候雨勢正猛，不知道那倆瘋子是不是忘了那日是周宣接受心理治療的日子，我進門的時候那倆人正拿鐵棍抽周宣的大腿。

我大概能知道他們為什麼選在那時候出手打人——因為暴雨聲能遮去他們比周宣還要大的嘶吼。

看見我後，他們倆嚇了一大跳，急忙將鐵棍子給收了，本來雨天地上就發潮，周宣的血糊上去瞧著更是觸目驚心。

我沒多說什麼，只到平常診療用的會客廳里等周宣。他過了不到二十分鐘就來了，我沒聞到什麼藥味，八成那倆瘋子只讓那孩子匆忙洗了個澡。

我至今還記得，我當時怒火攻心，費了好大力氣才勉強沒對那倆畜生揮拳頭——我可不想進警局，但我想送那倆人進警局。

所以看見周宣的第一眼，我問他有沒有事。

他的回答讓我一下子接不上話。

他說他沒事，他父母愛他，他也愛他的父母。

言外之意是，他不覺得他父母有什麼錯。

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真正意識到周宣的價值觀出現了偏差。剛開始，為了挖掘出他內心深處的真正想法，我用白板與周宣進行一些瞧來有些古怪的對話，希望籍此能了解他究竟在想什麼。

可很快，我得出了讓我心涼的結論——周宣他當真認為父母的家暴是愛的表現。

即便在這之後，我同周宣直白地說明他父母的所作所為是實打實的家暴，可周宣都從未當回事。

後來我忍無可忍，同他講了好些與法律訴訟相關的東西，他卻依舊沒有讓步。我只能一味地向他傳授避免家暴的方法，儘管我並不確信那些舉動能否避免亦或者減少家暴的產生。

與此同時，我意識到了周宣對我的依戀心理。

我是專業的心理醫生，對這情況見怪不怪了，也當然沒可能利用這心理去促成什麼，只是儘可能減少與他的肢體接觸。

1994年，那年周宣15歲，我印象很深，不知是不是也有我有意同他保持距離的緣故，周宣又對我封鎖了心門。我那時沒太搞懂他怎麼了，但大概能猜到是因為他們家那位瞧著很和善的家庭教師被辭退了的緣故。

一整年我都沒能做到什麼，家暴還在持續，周宣也依舊不會反抗父母。